国外“官员教授”的任职特点

　　当我们从美国等西方国家特殊的教授聘任和高等教育体系出发，重新审视本文开头的各色“官员教授”时，可以发现他们任职任教的一些特点：

　　除绝少数确有大学治理能力的官员出任大学校长、院长等领导职务外，一般卸任官员都只能当大学普通教师。

　　教授级别的高低，依据的是学术成就与能力，而不是官职大小。萨默斯在出任政府官员之前早已是闻名全美的经济学家，年纪轻轻就评上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在辞去校长职务之后，他目前仍是该校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讲座教授。同样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在卸任之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一职。官职明显低于以上二人的伦科夫斯基，也因其在慈善政策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受聘成为讲座教授。与他们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基辛格，他的学术造诣早已为世人熟知，并曾担任过哈佛的教授，只是这次耍了大牌，想白拿一个教授头衔而不上课，遂遭校风严谨的母校拒绝。

　　所担任的教职与其政府任职时的工作密切相关。卸任政府官员获聘于大学，除了学术能力的优势之外，还能为研究和学习带来更具体切实的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无论是从学界通往政界，还是从政界回到学界，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熟稔环境法律与政策的巴恩斯，重新回到了他曾担任院长的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并在这一职位上继续为美国的环境管理与保护献计献策。专业出身的赫德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兽医医学学院继续他在动物诊断和药物开发方面的研究。

　　多为学者型官员，而非纯粹的官僚。非学者出身的一般只能获得荣誉教职，很少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授。但戈尔是一个特例。他能在同一年里在四所不同的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足以证明其学术能力和资源得到了美国学界某种程度的认可。当然，他本身也无意成为老师，传播理念与宣传造势才是作为一名政客的他想通过访问教授的身份所获取的东西。

　　此外，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虽然对其学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相对较低，但不能是一个毫无研究能力，只有一点实践经验的前官员。因为他(她)需要在所兼职或访问的大学完成合同约定的上课或研究义务，而不是空挂一个头衔。

　　除了校长的人选多由校董事会决定外，任何级别的教授聘任或评级权力都掌握在由不同学科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手上，这是一项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另外，在任官员严禁在大学兼职或受聘访问教授。

　　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官员任职的正面作用

　　近年来的中国，虽然学者进入党政系统出任官员的事例不少，但也有不少在职或刚退休的官员进入大学任职或任教，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越演越烈。借鉴国外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某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我们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下列有力措施，就有可能充分发挥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正向作用，尽力克服中国官员大学任职任教的负向影响。

　　除了原先就是高校的专家学者，之后才去党政机关任职的部分官员可以出任高校的校院领导外，应从制度上禁止没有多少学术经历和学术水平，不了解、不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纯粹的党政官员在职期间或离退休后出任高校领导;对于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某些领域的业务工作能力，但专业理论和知识不够，学术水平较低的官员可以允许其在大学作兼职教授与访问教授，但不能让其担任专任教师。

　　党政机关任职的部分官员在职期间或离退休后可以自愿到高校任教，但不能随意和无条件，要经过高校的相关学术组织对其进行严格的学术水平测试和教学资格认定，不能降低条件，不合格者绝对不能任教;不能以官员的官职大小、级别高低来聘任相应的教职，而应该从官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来认定、聘任其相应的教职;最后，要有更加严格、透明的制度规范来克服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教师后对行政和学术资源的不公平的占有和浪费。(施雪华、施雪飞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