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互通的规范之道

　　作为一种人才交流互动现象，官员高校任职如同官员“下海”一样，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防范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对官员到高校兼职现象的非议，其实反映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缺位及监管空白。

　　公职人员因握有公共权力，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而公职人员到其他机构兼职不仅涉及是否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公务活动上，同时也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问题，为此很多国家建立了官员兼职与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原则上公务员不得兼任社会和私人性职务。再如美国197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进行一定时期的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定时期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但这些制度由于缺乏处罚性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官员在高校兼职、演讲等问题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规范的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限制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影响力为所任职高校谋取利益，同时还应对官员高校任职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

　　官员的任免，国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经过严格的程序，否则就是违规操作。同样，教授的职称，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资格任定。官位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其是否具有到高校任职资格的依据。(闫昱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官员“转身”会成为潮流吗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官员转身当教员这件事，除了这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之外，还要做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不是从体制内传导出的某种信息?

　　弃官从学，究竟是“事业之选”，还是“利益之选”，抑或是“无奈之选”

　　根据我的分析和了解，其实很难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告别官场去大学从教的人的想法和缘由。大体可从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来考虑：

　　公务员相对狭窄的发展空间与大学较宽阔的事业平台之间的关系。公务员是属于岗位管理范畴的专业性工作，一旦确定了岗位，就需要在一个比较单一的环境中工作相当长时间;大学教师则属于事业管理型的工作，时间上的弹性、工作性质的灵活性和工作内容的自主性都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公务员拥有了高学历，他们在接受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教育的同时，也悄然在心灵深处营造了一片独立的园地。而这种人生意义理解的丰富性与机关比较枯燥刻板的工作有时会演化成为理性的冲突，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思索，有些官员就会作出大胆的决定。这可以看作是“事业”之选。

　　市场经济对人的观念产生的冲击与泛行政化回潮、“官本位”意识强化之间的关系。市场的本质是一切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面前难以保持其特殊的性质，社会多元的评价机制显得苍白无力，体制内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也容易“归零”。即使客观上在一些利益调整方面采取了事实上的强化体制作用，也难于抵抗市场的消解，部分人对泛行政化回潮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试图挣脱体制束缚，展示经济的张力。这可以看作是“利益”之选。

　　未来的理想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士年轻时都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无限憧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理想化的东西开始减少，考虑现实的需要成为主流，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往往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于是理想开始分化，理性开始回归，自我意识更加清醒。到国有企业去，取得高工资，固然好，但未必能圆此梦，毕竟自己的去向还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不一定想去就能去。那么，就选择自己可以做主的地方吧，大学便成为不错的选项。这可以看作是“无奈”之选。

　　期待官员转身成为常态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或一种价值体系来看这件本身就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象。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对待职业的开放心态和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官员，首先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和教员、医护人员、勤杂人员一样，都是社会上五花八门职业中的一种。现代社会的“官”，与封建时代是全然不一样的。古代的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群体，现代的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因此，把公务员选择的自由交还给他们自己，是历史的必然，而公务员也有了重新选择的勇气，这是时代的进步。就客观现实而言，大学很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去从教，特别是中文、文秘、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就是官员到大学工作的广泛社会基础。只要有社会基础，就会有市场需求;有了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铁律。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化，就使官员的转身在一定意义上合乎逻辑——不是说一定会演化成为潮流，也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样做，但出现一些人这样选择绝对是不足为奇的。

　　从克服“官本位”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意义上说，我们宁肯希望官员转换身份这件事情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促进其积极层面作用的发挥，减少其负面影响，则需要从多方面下力气。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政府应把可以取消或减轻的管制尽量取消或减轻管制力度，把可以放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己管理的权限尽量放出去，使之与逐步实现的管理层级压缩减少和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同时推进，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

　　严格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并开启“出口门”。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公务员分类管理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这对于拓展不同类别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公务员的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职务序列中，还可以引进大学等机构中的专业人才，有的可用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有的具备条件就可以直接转为公务员。由此，逐步形成国家机构中的公务员与其他身份人才的双向互动机制，实现增强专业身份意识与淡化“官职”身份色彩的统一。

　　要为官员适度合理转换工作岗位确定相应的具体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国家机构是一台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其中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有其固定的位置，每个齿轮都要按一定之规来运转，才能发挥其整体作用，也才有其个体存在的价值。所以，不是谁想离开谁就可以甩甩胳膊随便离开的，需要对离开国家机关的人实行准许制度、审查制度。比如很多公务员接触国家机密，需要规定一定的解密期限，在此期限内不得调离，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高小平 作者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基辛格被拒与国外“旋转门”

　　卸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受聘于大学在国际上屡见不鲜，尤以美国最为活跃。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哈佛大学第二十七任校长，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美国多所大学中出任访问教授，曾在多届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莱斯利·伦科夫斯基在印第安纳大学重新拾起了教鞭，曾任小布什政府环境保护署副署长的吉姆·巴恩斯回到了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环境法课程。

　　乍一看，美国的大学与政府官员之间似乎有着频繁而又紧密的互动关系，根据“仕而优则学”的道理，卸任官员可以轻易地在大学里获得教职(即使不是正式的，起码也是访问教授或兼职教授)，越是大牌的官员就越容易获得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职位，甚至是一校之长。然而，当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向哈佛大学提出教授申请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母校拒之门外。作为一所世界级名校，哈佛大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拒绝高官，甚至可以通过不信任案将校长萨默斯赶下台，而其勇气的来源，在于美国成熟而完备的教授聘任与高等教育体系。

　　国外大学独立的教授聘任与评级过程

　　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学校的经营管理与对外事宜(包括聘用校长)都是由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处理，董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来自校外，完全不会干涉校内的学术活动，而校内的学术研究则由教授具体负责。虽然终身教授的选拔与聘任最后要经过校长和董事会的同意，但他们很少会反对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了这一过程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反过来，由于院系和专家委员会的存在，掌握校务管理大权的董事会也无法轻易地插足教授的人事管理和变动。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一种涉及内部人管理的制度都无法抵御金钱的腐蚀，大学的董事会亦是如此。董事会中有大学的主要捐资人，他们会将大学看成自己的私人财产而肆意干涉其学术自由。面对这种情况，以杜威等人牵头，美国的大学教授们于1914年联合成立了大学教师协会(AAUP)，以保障大学教授和教师的工作与学术自由。该协会发表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宣言》，旨在“促进公众对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公益，而非教师个人或该制度自身的利益。公益依赖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展示”。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颁布过一系列保证学术自由的具体办法，并通过法律和舆论手段，有效地保护着自由学术免于国家或校董事会的侵害。

　　在美国，与卸任官员可以自由申请大学任职一样，独立的教授聘任与评级过程作为一项自由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但却为全社会所认同，社会上下对学术自由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警惕国家与政府滥用权力的传统，从而拒绝官员过多地涉足学术自由领域。但如果我们考察国家——社会关系更为紧密、官僚体系更为发达的国家，比如法国，就会发现，那里的学术自由比美国有增无减。巴黎政治学院培养了大量的公务员和政治家，却没有哪位非学者出身的官员能回到那里成为教授。与美国一样，只有当一名学者型的法国官员卸任以后，他才有可能返回曾经授课的大学，重新拾起教鞭。更有甚者，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在卸任之后，只能去加拿大魁北克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由此可见，以学术而非官职为准绳的学术自由能超越具体的政治或社会环境，成为推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