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消息 5月17日，广东省药品交易管理办公室公开征集对《广东省药品交易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和讯网访谈时纷纷质疑广东的做法，认为该意见稿与国家诸多政策导向相悖，唯低价是从的政策可能会成为假劣药品的温床，会走正路的企业逼得无路可走。

　　置人民生命于不顾

　　全国人大代表蔡东晨认为，广东省招标的办法不切实际，比如，每月挂网采购一次。“上个月中标的品种，没用完的怎么办？如何结算？他认为核心部分有不足，最低价中标，且技术标占10分、商务标占90分。”

　　全国政协委员吴以岭的委托人指出，要求每个月开展一次竞价，这不符合2012第54号文当中关于药品招标期限不少于一年的规定，完全脱离药品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

　　蔡东晨称，“药品是特殊的商品，特在内在属性，即保证人们的安全健康、事关人命。单凭这点，如果一味追求低价，后果就是出现假药，实际上是对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顾。另外，也完全违背我们医改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属性，507种基本药物总的比重很小，在药品消费、医疗服务领域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如果大家一味的在这里头比价格，我觉得把医改的方向都扭偏了。”

　　一只青霉素从粮食发酵做起，到最后做成药物，把每一个工序都算上，大概107道工序。“青霉素的成本，一个胶塞（6分）、一个瓶子（8分）、一个铝盖（2分），里边装上空气就要超过1毛7。居然报价报到1毛7？”蔡东晨说这样只能出现两个结果，要么做假药，要么退出。

　　全国人大代表周有财对于低价招标的看法是，一方面，保护进口药品原研制，另一方面搞价格招标，最后剩下的都是进口药品。“医药产业是一个战略性的产业，将来我们吃药都依赖外国企业，这是非常可怕的。”

　　全国人大代表胡季强的委托人质疑，意见稿打击国内优秀民族企业，诱导无良企业以不法手段获得生存。

　　方同华认为，在线竞价要取消，除了结果是生产假药之外，保不住本，更无法让企业工人生存。

　　全国人大代表关彦斌气愤地说，“如果我们政府制定的规则是为低价是取，那势必是逼着企业去偷工减料，逼良为娼啊。”

　　关彦斌表示，既然承认药品是商品，而且药品是特殊商品，就必须遵循商品的规律，即价格一定和质量相关。“除非一种假设，那就是所有的药品，只要检测合格，他的内在质量含量都是一样的，除非是这种假设，否则这件事情就是做反了、做错了。”

　　关彦斌以葵花护肝片为例，说明价格与质量的关系。该药品在OTC市场一年能有将近4个亿的销售额，出厂价是12.8元，在江苏省药品招标当中某一家企业的护肝片以6块钱中标，葵花药业的护肝片只好从江苏省市场退出。结果江苏省的老干部联名上书，说你们这帮腐败分子，我们吃葵花护肝片吃了这么多年了，这个药我们很习惯、很接受，药品质量也不错，我们吃的有效果，这么便宜的药你们也给我们整没了，弄成6块钱的了，价格便宜，但是不治病，联名上述的结果，江苏把葵花护肝片又给请回去。说明药品的质量和价格他们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不考虑药品的质量，而为低价中标，这个导向是完全错误的。

　　国家应统一交易规则

　　全国人大代表周有财对交易方式等质疑，用药品做期货产权交易，是一个不严肃的行为。“比如说把剂型合并，剂型怎么能合并呢？工艺不一样、疗效也不一样，怎么能合并到一起去呢？”

　　周有财不主张各省当地招标采购游戏规则，希望我国建一个统一招标规则，不然只是医改变成药改。“企业用大量的时间来应对政府的招标采购政策，各省游戏规则又有差异的，且花花招越来越多，政府和企业都浪费成本。把精力都投入在这，大家能有时间去搞研发、管理生产吗？”

　　全国人大代表李振江甚至认为，广东招标为的是某些政绩而导致安徽模式的再延续。一个就是降价，一个就是招标，这就是政绩。“我们的产业要是没有了，可以说国家从安全上就没有了，为什么？药品是特殊商品，我们的产业担负着救死扶伤。

　　李振江说，“今天是广州模式，明天广西模式呢，后天湖南模式呢，我们不能天天在这儿开会吧？”如果广东模式要执行，肯定很多企业彻底完蛋，招标就意味着死亡。

　　全国人大代表杜振新就药检问题表示，新上市的品种省检或者市检是合理的，或者这个产品已经上了国家的通告了，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产品每年都在招标，每次都在招标，还要省检，就无任何意义。

　　据杜振新了解，除了广东还有几个省也要学这种模式，将来有可能其他省也在观望，可能也会成为广东的这种模式。

　　任武贤代表的委托人反问，招标工作在国家层面能不能解决？为什么要一个省一个省的纠结呢？

　　全国人大代表李沈明质疑，质量标准说明书要盖国家药监局的骑缝章，要有省检的报告。“不管是药品管理法也好、实施细则也好，还有GMP、GSP，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很多上位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再单独要国家药监局的骑缝章，单独要省检报告。一个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一个是给政府部门增加负担，国家药监局根本也不给你盖这个骑缝章，这个省政府怎么能够指挥中央政府，这个事我觉得有点别出心裁。”

　　“另外，对于离北京近的华北地区的企业，似乎还好一点，比如说我在承德，两个小时来了，今天不给盖明天再来，这个礼拜不盖下礼拜再来，但是对大西北、大东北的企业怎么办，人家新疆的企业怎么办，黑龙江的企业怎么办，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最后不还得摊到药品的价格上面？”

　　广东省意见稿违法

　　蔡东晨表示，作为地方政府，广东省违反了国务院的14号文，作为一个省级政府如果制定政策和办法的时候，不顾国家法律，不顾上位法，没有任何底限，政府公然违法。

　　蔡东晨补充，商品的底限是它的成本，如果低于成本竞标，都属于恶意竞标范围，严格说来应取消投标资格。

　　“如果是采取最低价招标的方法，不加限定，可以低于成本，就是没有任何底限，只要能拿到标什么价格都可以报，实际是我们政府引导企业违法的一个行为。”

　　中国医药(600056,股吧)企业管理协会法律部姚兰概况了她的观察，意见稿有三点需要注意。

　　关于按照质量层级分为专利、原研、单独定价、优质优价和GMP5类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是一种多标准的歧视性的。这种标准是属于多标准歧视性的不完全分类方法，以一种游离于整体药品交易规则之外的形式为洋品牌的利益大开方便门。

　　制度制定是药品招标领导小组，监督是办公室，这违反了我国行政机构设置之中制定和监督中的一个主体统一的问题。

　　还有，低价招标按照我们国家的价格法和招标法来说，都是违反法律依据的，但是不是不可以，为什么要取低价，要从制度层面做一个正确的说明，这部分意见稿也没有。

　　还有一块，意见稿把大部分的国内企业都统一归为叫暂无政府定价和品种不区分质量层次，统一视为GMP品种分组，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没有在技术进步和层次上进行区分，这个也是和我们国家医药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代表委员欲找总理讨公道

　　李振江提出，“总理是我们选的，我们每个人讲话都没有站在个人角度，原则是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给总理说一句话，把我们的问题要远远本本的反映给我们的决策层。”

　　关彦斌赞同李振江的提议，联名给总理写封信，听一听药企的声音。

　　蔡东晨补充说，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具有质询权，依照组织法和人大代表法，可以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有关部门就问题提出质询，同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对代表提出的质询他的答复代表不满意的时候，代表还可以进行重新质询，有关部门重新答复。

　　李沈明等代表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全国人大代表肖伟、王社平、徐镜人、赵超、耿福能、闫希军、王明辉的委托人均表示，“如果跟总理对话，我肯定是责无旁贷”。

　　政府采购应优先国货

　　孙飘扬代表的委托人表示，广东省政府的创新值得肯定，且率先将意见稿公布在网上征求各方意见。但是方案里面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药品采购既然是政府采购，就应优先采购同一标准国产药品，当然国货的前提是质量标准。而从广东省的意见稿是优先采购国外产品。

　　他介绍，珠三角主要城市外资品牌药品销售额已接近50%，如果按照这个规则实行的话，估计可能不出一两年70%、80%的可能。

　　“中国创造性的搞了一个原研药的概念，这个原研药的概念给他优惠的价格，我们凭什么给原研药这么一个地位呢？我认为，原研药是符合欧美高的质量标准的，所以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反过来讲，如果国内的药品达到了国际质量的药品，是不是能够跟原研药放在一个层次里边来竞争呢，如果国家允许达到国际水平的国产仿制药和原研药放在同一体制里招标竞争，我想至少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支持国内企业向更高标准去发展；第二，可以有效的把原研药的价格拉下来；第三，可以让中国的老百姓更多、更好的以中国的价格来使用上欧美高质量标准的药品。取消原研药可能性不大，但是达到国际标准跟国际一起竞争，是应该能做到的。”

　　周有财说，我国药品由于技术壁垒走进国家简直做梦一样，但是大量的境外产品都进入我国，并占据一定主导地位。

　　朱文臣代表的委托人表示，我们实际上对进口药品的保护已经很多年了。

　　从05年延续到至今，国家有一个药品的保护条例，对一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产品给予一定的保护，国内企业是不能仿制，大多数产品即使过了专利保护期我们国内的企业同样不能仿制，这是第一重保护。

　　第二重保护是价格保护，所谓过了期的原研药价格往往定价是我们10倍以上，当时卫生部门出了一个两保一规。现在我们各地的招标规则中这个保护是第三重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说，进口药价格都不受限制。

　　李振江说，“政府鼓励搞研发，请问研发新产品有销路吗？投入一个产品少则5年到10年，不进入医保卖不了，进不了基药卖不了，又得竞标。国外你说那个原研，他就可以进入中国，什么原研？”

　　全国人大代表刘嘉坤说，“100个人加工药200个人卖药，中国现代医药体制到头了，在这种前提下扶持广东的政策是错位，广东省领导在这儿我也敢这么谈。”

　　代表委员提出五条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吴以岭的委托人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药品调价应该体现扶持专利中药、激励企业创新的原则。

　　第二，专利中药的定价应该注意成本特点，以及上涨的趋势，同时还要注意各地医药流通配送能力情况。

　　第三，专利中药的定价要考虑质量优先、兼顾价格。

　　第四，在竞价频率上结合行业的现状进行适当的降低，建议由每月一次至少改为每半年一次，过短的采购期给企业的组织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并且我们生产企业、商业公司、医疗机构各个环节都要频繁的进行新旧药品的盘存结算，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也给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持续性带来了影响。

　　第五，在低价药备用方面，药品是否低价不仅仅看单价，而应该基于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作出单价与疗效的综合判断，对西药和生物制品采取相同低价标准不符合两类产品的生产，中医药合理定价可以造福民生，同动企业的发展，不过为低价是取，势必将造成专利中药的停产断工，企业严重亏损，甚至破产，上市公司退市，大量人员失业，形成新的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中医药上下游产业的断裂，摧毁20多家专利中药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从而阻断中药的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中央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在中医药领域最终导致民族医药产业的崩溃，一旦发生战役、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后果不堪设想。

　　全国人大代表孙飘扬的委托人表示，要改变一个品种单一厂家中标的规则，同时从选择权，包括未来产品供应的保障上来讲，一个产品至少有两到三家中标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