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放弃推免的机会和香港大学的offer，在毕业离校的前三天，签下了支教的协议?

　　首先，它是件好事儿，可以去做。把任何事情放置于社会的框子里，对除自己以外的人，影响是好是坏，是否触犯到旁人的利益，是我衡量事件属性的首要标准，然后才是要不要去做。不去伤害、不去破坏是我们尊重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行为。如果可以去维护、去善意对待，那自然更好。而支教，正是这样一件事，值得去做。

　　其次，我想去做。现在不做，早晚会做。我记得大三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发她在山区助学的照片，我羡慕得不得了。当时就心生一个愿望，要在50岁之前腿脚还方便的时候，去做一次全职的志愿者。对于能够提前近30年实现这一愿望，我是非常激动的。

　　最后，我了解我自己，支教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我的比较优势。经济学中讲，“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以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四年的本科学习，我记得最牢的便是这一条。

　　我不挑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好养活、看到别人不好受我自己会难过得要死。我喜欢并擅长沟通，乐于理解和倾听，很讨小朋友喜欢，站在讲台上整个人都会神采奕奕。相比数字，我更喜欢且擅长和人交往。这便是我做这个事情所具备的比较优势。我所理解的最好的社会状态便是，每个人都可以各自找到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然后各司其职，最后安居乐业。乐感好的人就不要逼他去画画，体育总是不及格的人就不要继续把时间浪费在田径场上，或许稍加努力，他日后可以成为特级厨师。根据各自的优势去做最想做、最擅长的事情，这样的社会大概不会太让人担心，也会变得有趣和精彩。

　　能够去支教，首先要感谢自己，年轻而无所畏惧。也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听过太多父母“干预”的故事，他们不会完全理解和赞同我的做法，但却最大程度给我自由和支持。这种“盲目”而坚定的信赖，单一的以“我是否开心”为判断标准，往往在我偶感迷茫和孤独的时候，给予我最大的鼓励和温暖。我觉得我现在的行为更多受教于他们的培养，他们教我要感恩、要体谅、要理解、要帮助别人，而不是成为人上人。来自朋友的认可与鼓励，也给了我力量。他们告诉我，我是在完成他们想做但大概不会去做的事情，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与欲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一个胆小的女孩儿来说，一番语重心长的交谈和鼓励，胜过一万条漂亮的花裙子。

　　大概就是这样，对于支教，我应该去做，也可以去做，所以我便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