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简介】

　　冯庆玲，1990年获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2000年起任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生物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材料分会委员，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微纳米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复合材料学报编委，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常务编委， Journal of Biomimetics, Biomaterials and Tissue Engineering 编委，韩国材料研究学会国际顾问。发表科研论文百余篇，SCI收录90余篇。获中国发明专利16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第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

　　和冯教授约了下午两点半采访，记者提前20分钟来到了材料系所在的清华大学逸夫楼。冯教授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办公桌上堆着高高的文档，人只露出个头，窗台上放着好几盆鲜花，沐浴在日光里鲜艳夺目。采访就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冯教授告诉记者，当老师每年都送走一批毕业生，迎来一批新生，学校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言辞切切，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从她对莘莘学子提出的诚恳建议和亲切的笑容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年轻人最真挚的关怀。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冯教授多次提到现在的学生最需要的就是找准自己的方向，然后再执著地追求。

　　“不要迷信国外的大学”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然而，国外的读研环境一定比国内好吗?很多学生对国外的大学满怀憧憬，但是并不了解在国外读研的真实情况。冯教授总结国内和国外读研的一个很大差别是：国内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多方面的，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

　　记者：冯老师，您好!清华大学材料系的毕业生一向有出国深造的传统，今年出国的毕业生多吗?您以前在德国留学多年，对于留学生在外面的困难肯定是深有体会的，您能结合当年的经历和我们谈谈留学生到国外首先会遇到哪些困难吗?

　　冯庆玲：前些年清华大学材料系的研究生毕业后，出国的比例很高，大家基本上选择美国作为目的地，觉得那里的硬件设施比较先进。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签证不好办，申请出国的人数也比较少了。现在虽然签证好办了，但国内形势又不一样了，很多学生选择留在国内，一些出去的学生也选择回国就业。

　　其实，每个出国的人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到国外首先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现在的留学生比我们当年条件要好多了，我们那时要自己打工生活，家里基本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我当年在国外情况还是相对较好的，因为德国没有学费，我又是公派留学，有国家提供的两年奖学金，所以打工比较少。可是那些纯自费留学的学生就非常辛苦了，寒暑假、周末等课余时间都用在打工上了。

　　出国后除了经济困难外，还会遇到语言问题。虽然中国留学生出去时都要通过语言考试，但那仅仅能应付生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专业术语多，要想在上课时完全听懂老师的话，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当时一到德国，歌德学院就对我们进行了三个月的德语培训，生活用语算是过关了，但是一到课堂上就不行了。如果是一门中文内容学过的课程，还勉强能根据图表对上内容，要是新课就非常麻烦了，基本上只能知道大概框架，细节压根听不懂。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慢的要一年，快的也要半年才能适应。

　　记者：国外和国内的学习、生活是有不同之处的，到国外读研究生也要适应国外导师的教学方法。

　　冯庆玲：你说的没错。很多学生出国后不能适应的恰恰是原来所期待的宽松环境。国内大学有班主任、辅导员、班长，学生在一个集体中学习和生活，老师围着学生转。但是国外的小孩18岁就自立了，所以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研究生，所有事情都应该自己解决，不需要太多关心。国内的学生一出去后，马上面临的是没人管，一切都要自己操办。第一个难题就是住宿问题，很多人一开始都是投靠亲戚朋友，然后再自己找房子，这是很多学生在国内没有经历过的。通常为了找到离学校近、比较便宜、环境稍微好点的房子，留学生要搬很多次家，所以不断地找房子、不断地搬家，这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

　　我觉得，学生们不要迷信国外的大学，现在我们国内读研条件并不差。很多人抱怨国内的学校条件不好、导师对学生关心不够等等，但是一出去才知道，国内其实比国外好多了。除了生活上，留学生在学习上也几乎完全是自理的。一般来说，导师交给学生一个大的题目后就不再管了，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问你要成果，如果中间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国外的条件和设备也不一定比国内好，有的学生回来和我交流，说在国外连自己的座位和电脑都没有，导师也不管，过了几个月就问他要成果。在国内，就拿我的研究生来说，我给他们每个人配好电脑、桌子，如果需要其他支持，我也是尽力给他们创造条件。

　　事实上，国内和国外读研的一个很大差别是：国内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很多的，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学生在国内可以随时找导师提问题，在国外要提前向秘书预约。我原来在德国的研究所平均一年可以和导师谈两次，也就是半年一次。我要和他约时间非常困难，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肯定是不行的，有时约好了导师又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推辞，常常要约三次才行。这是普遍情况。

　　“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学生过了很多年还会回来看望”

　　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有多重要无须多言。然而，近几年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一些师生矛盾导致的悲剧，一时间，关于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讨论沸沸扬扬。不管是“老板”，还是“大家长”，导师永远是研究生话题的中心。或许，我们一直都纠结于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各种复杂表象，却一直遗忘了在这背后是其“师生关系”的最单纯本质。

　　记者：您窗台上的花很漂亮，是学生送的吗?

　　冯庆玲：呵呵，是的。每年都会有学生来看我，特别是在教师节等节日前后，这让我很感动，他们不管多少年还是会想着我。我当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学生过了很多年还会回来看我。

　　记者：您认为国内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融洽吗?这几年时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导师和学生有矛盾的新闻，您怎样看待?

　　冯庆玲：确实有导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矛盾。在我们系，平均每个博导每年只能带一个博士生，个别师生矛盾在于导师希望学生能多留一段时间。因为导师手中的项目多，没有学生帮忙导师忙不过来，因此希望学生晚点毕业，等到项目结束或者没那么忙的时候再走。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学生想尽早毕业找工作，这样两者间就有矛盾了。学校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专门建立了仲裁机构，如果师生发生矛盾，可以到仲裁机构做评判。其实，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大部分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的学生也经常回来看我，今年暑假有学生专门来北京看我。

　　记者：在您看来，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是情同父母子女，还是简单纯粹?

　　冯庆玲：事实上，每个导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像我以前做博士后的导师，他的风格就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家长，在整个师生关系中营造一个“big family”的氛围。他对学生的业务、生活各方面都很关心，还经常把学生请到家里去聚会。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老师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他们认为学生已经是大人了，尤其是研究生，要给他们独立的空间。业务上当然要指导，生活上如果有困难，老师也会全力帮助，但要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的。

　　“新一代需要加强责任心、踏实做学问”

　　2009年7月，季羡林先生辞世。这位精通12国语言的“清华四剑客”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师。时光荏苒，那些峥嵘岁月只能在电影中重现，然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百年来传承不息。如今，先辈荣耀的接力棒俨然已经传到了80后手上，提到80后学生的特点，冯教授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科学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新一代现在最需要的是加强责任心、踏实做学问。

　　记者：现在新招进来的学生大多是80后，都说80后的人比较自我，您觉得80后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相比，有什么特点?您在对他们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

　　冯庆玲：我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半段的。我有一个1978年出生的博士后，她就明显比其他人懂事，做事不光是为自己考虑。我没有让她负责全组的任务，但是她主动把组里的事情管起来，在业务和生活上总是帮助其他同学，比如宿舍卫生这样简单的事情，她就能主动帮其他同学排值日表。而80后学生的宿舍是最脏的，他们的卫生永远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实验室，现在的学生用完设备都不考虑为接下来要用的人做准备，像天平这种仪器讲究精密，有些天平是要关门的，但是学生不注意，称完东西不弄干净，时间一长天平就坏了，然后买新的，新的坏了又再买，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实验室卫生这个简单的问题，总是不能很好的解决，这就是责任心太差的问题。

　　记者：前段时间季羡林先生辞世了，当时有人说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不在了。我们是不是能有这样一种思考，那个年代的学者在治学等方面要比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更严谨?或者您能谈谈现在的研究生和您从前当研究生时，在治学态度、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哪些异同吗?这些差异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冯庆玲：现在有一种类似于“大跃进”那个年代的浮夸之风，让老师们很反感。“大跃进”的时候，我年纪还小，但是记忆非常深刻。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大家都把家里的锅拿去融化了，看到铁水流出来就欢呼炼出钢来了。现在就有点像那样，谁出的成果越多谁就越好，有的人一年要出十几二十篇SCI论文，也就是每个月都出一两篇论文，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科学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真正发现了科学自然规律后再发表出来，这才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果只做了一点实验，就东写一篇西写一篇到处去发表，那就太虚了。

　　只是现在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整个社会风气又逼着你往前走，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比如普通学校有两千篇SCI，那么清华怎么办呢?大家就会要求清华超过两千篇。而这种不良风气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学生。我们系里规定，每个学生毕业时要发表4篇论文，可有的学生毕业的时候竟达到十几篇，甚至是二十几篇。有的学生就用相同的实验方法换不同元素做实验，这样做确实也得到了结果，却对社会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地追求SCI论文的数量。

　　选学生其实就是选人品

　　学生要培养创新能力首先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并且时刻清楚所有的创新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导师能做的是尽可能提供硬件条件，并在学生需要引导时给予鼓励和建议。而那些能成才的学生，往往不是成绩最好的，他们共同的特质是：责任心强、对科研充满了热情。这也成了导师挑选学生的最重要因素。

　　记者：其实您有很多个“首次”，包括首次证实在细菌细胞内含有银元素等。您也多次提到，做科研和学术的应该把创新精神放在第一位。那么现在的学生要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要从哪方面去努力?

　　冯庆玲：首先就是要阅读大量的文献，研究生必须要看自己从事领域的大量最新文献。过去我们要求研究生把最近十年的文献读完，可是因为现在的文献实在太多了，这个要求就难以实现了，但最新的文献一定要看。这样学生才能知道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最新的研究成果。所有的创新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如果你不阅读大量文献，跑去研究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那就是在做无用功，而这就需要通过看大量的文献来鉴别。

　　记者：导师能从哪方面帮助学生?

　　冯庆玲：当学生看到一个新方向却遇到困难时，比如需要新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就能帮助他们解决设备问题。或者导师经费许可，就会帮学生购买设备和原料，不让学生因为经费问题而放弃研究。我一直鼓励研究生创新，他们有些拿不准的想法，我就鼓励他们去尝试，要让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实际上，看文献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从看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New idea”。

　　记者：现在研究生和导师都是双向选择，对于想成为您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学生，您会建议他做哪方面的准备?

　　冯庆玲：我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一般是直博生。直博生要满足学校的基本条件：一是毕业的大学必须是“211工程”大学;二是前三年学习成绩是前百分之五。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就可以来学校报名。

　　我们主要是面试，我面试的时候主要看学生有没有责任心。面试特别能看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现在有些学生成绩特别好，但是表达能力特别差也不行。我们培养的研究生要有创新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老师一般会问学生在本科期间有没有进实验室，由此考察学生对科研有没有兴趣。我也会问学生对生物材料了解多少，为什么会选择生物材料，然后从中窥探他们的兴趣。

　　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于搞科研能不能成功很关键，所以面试主要看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对科研的兴趣。在国外尤其看重对科研的兴趣，看学生是不是比较早就进了实验室，动手能力如何，如果实验室的老师能给学生写推荐信证明其参与过的研究项目，那就对学生非常有利了。现在做研究做得最好的，不是考第一、第二的学生，“七、八名”现象在做科研的学生中仍然适用。一般能进入清华面试的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他们大多都知道老师比较看重研究能力，所以大二或者大三就进实验室了。我这两年接触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学校为本科生设立的项目，即“创新基金”。学生争取到这个项目后，在某个老师的指导下做实验，甚至有的还发表了论文。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要求学生具有什么品质?

　　冯庆玲：我一般喜欢招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当然，直博生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凡是有过工作经历的人，责任心都相对较强。因为到了工作岗位，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要为工作负责任。而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就没有这个意识，什么事情都觉得有老师在帮助，没有独当一面的精神。就像实验室，觉得脏了就脏了，是大家的实验室而不是他一个人的。

　　实际上，我会看学生在大学期间是不是有过一些社会实践，是不是愿意为大家服务，一般来说，满足了学校的基本条件，就要挑学生的品质了。我两年前招了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他在本科时一直当班长，特别热心为大家服务，所以非常受其他学生的欢迎。很多老师喜欢招收家庭条件贫困的学生，因为他们不会那么挑剔，也很勤奋。而现在的学生也知道老师的心理，贫困学生在面试的时候都会主动说明家庭条件。当然，也不能说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不好，只是说相较而言，贫困生在为人处事上更能为别人着想。

　　我挑学生并不看重学习成绩。曾经我招过一个国内某知名大学的直博生，这个学生是250个学生中的第一名，他从学习成绩和学校上来说是没得挑的，该大学的老师也给我写了推荐信，考虑到他的成绩优秀，我就收了这个学生。结果他不喜欢生物材料这个专业，也不来实验室。第一年要上课，他不来实验室我也就算了，但是第二年该做实验了，他还是不来，交给他的任务也不积极，最后他退学出国了。其实他也很苦恼，他强迫自己学这个专业，但是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所以就自动放弃了。

　　执著追求的前提是找准方向

　　对于那些年复一年执著考名校的学生，冯教授顿了一下说：“我还是挺赞赏那些执著想考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想要有所成就，必须要有执著追求的精神”。同时，她也一再强调，执著追求的前提是找准方向，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恰恰就是人云亦云，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始终不知道自己前进的道路在何方。

　　记者：那位最后出国的学生是因为清华的名气才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吗?通过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反映出现在有的学生追求名校很盲目?

　　冯庆玲：原来我问过他，他说一开始不想来清华，但是周围的人都说他不来清华就白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当时也确实是看中他成绩特别好这一点，结果他自己对做研究一点兴趣也没有。我说这个学生只是举个例子，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没有认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是被周围的人影响，违心地做了错误的决定。

　　记者：很多人有名校情结，作为清华大学的老师，您怎么看待普通院校的学生考清华?对于有的学生连续几年执著地考名校，您又有什么建议?

　　冯庆玲：其实我可以理解非名校不读的学生。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真实的想法，那么我是支持的。名校的氛围、环境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系有一个学生就是考了三次才考上清华的，因为清华一直是他求学的梦想，这种为理想付出一些艰辛是值得的。但人的青春是有限的，学生要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三年或者几年。关键是大家不要盲目，成才的道路有很多种，执著追求理想固然好，但是在人生道路上要自己学会分析和选择。

　　想上名校的学生一定要自信。有一年我已经招了一个直博生，但是系里考虑生物材料是重点发展方向，就让我再招一个从硕士生考进来的学生。一开始和我联系的有十来个学生，但网上报名时不到十个，后来参加考试的又少了一些，到最后面试只剩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没考好笔试就不敢来面试，还有一些觉得自己没复习好，干脆连笔试也不敢来。当时来面试的那个学生考得并不好，有一门课还不及格，但是学校好不容易多给了我一个名额，所以我就给学校打了报告，把这个学生给收了。其实当时我有几个挺看好的学生，但是他们都没敢来考，对自己没有信心。年轻人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你没来考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我还是挺赞赏那些执著考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有执著追求的精神。

　　清华大学的学风是很朴实的，清华人靠本事吃饭，不太会走关系那一套，我自己的学生就是这样。现在社会确实有一些浮躁的地方，但真才实学还是最重要的。

　　记者：有些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来避开金融危机、找工作难的高峰期。对于三年工作经验和三年研究生学习，哪个是更好的选择，许多学生感到很迷茫，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呢?。

　　冯庆玲：很多学生到了大四就感到迷茫，而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选择。有的人自己想考研，但是家长想让他们工作;有的人自己想工作，但是家长想让他们考研。在清华，很多学生家里困难，就像我的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家里特别困难，从上大学开始，家里就没有给过他钱，全是他自己打工挣的，后来他读研究生还一直在还本科时的贷款，同时还供弟弟上大学。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父母一定要让他工作，他却一定要读直博，父母特别不理解他，但他一直坚定自己的追求。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我们必须正视每个人的客观情况、家庭条件、个人追求，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综合考虑。但是有一点，大学毕业生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是自己坚定追求的，就一定要坚持下去。